雅典民主

其实民主和集权，并不存在先进与落后的关系，它们都是各个文明初始的政治体制。就像科技树一样，就看你点往哪个方向，往哪个方向发展。民主可能会发展成民粹，集权可能会发展成独裁，它们都有各自的副作用。但是，它们也都有各自的优势，用以适用不同的生存环境，它们本身是没有优劣之分的。

古时候有一个民族，每当需要决定全民族内外大事时，全民族的王公贵族等等各类社会贤达便要云集一堂，共同商讨。比如推选首领、决定战争等重大事宜，都需要在此次会议上讨论通过。这个民族全盛时期，面积是整个雅典的6.7万倍，地跨欧亚大陆。后来随着时间的演变，这场会议的名称就演变出了“议会”的意思，如今很多国家的议会、国会、会议之单词，便是此会议的名字。

乍一看，这个民族是不是在比雅典更庞大的基础上，实现了比当时集权国家更民主的体制，并且影响至今？可这个民族就是蒙古族，这场会议就是忽里勒台大会。但你能说蒙古比当时的宋朝更先进吗？

还有一个民族，早期其民族还在奴隶制时，奴隶主会定期组织会议，决议重大军政事务；该民族向封建制转变后，制度进一步完善，贵族代表会每五日召开会议，决议军政大事。其会议代表，按区划分名额，每个区都有定额代表出席会议。后来随着该民族的扩张，会议还向被征服民族开放名额，逐渐有了些被征服民族的人进入会议。

乍一看，是不是跟欧美国家的参议院、上议院的发展过程很像啊？

可是，这个是满清统一中国前的议政大臣会议啊。

雅典的民主政治，听起来很超前，很现代，那是因为翻译得好，加之现在西方文化强势，所以大家听起来觉得很厉害。比如说公民大会，听起来好像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大会，但实际上，雅典并不是谁都能够成为公民。雅典40万人（亦有说30万），自由人只有9万人，除去妇女、外邦人，能有公民权的也就一两万人。比例近乎1:20-1:40。

雅典梭伦改革后，废除了世袭贵族的垄断权力，不再以出身，而是以财产数量来将全国公民分为四个等级。一等公民可担任国家一切公职；二等公民不得担任财政系统官职；三等公民只可担任低等官职；四等公民不得担任公职。在军事作战中，四等公民只能充当苦力或低级兵种。

梭伦改革这种，如果也算民主，那真是碰了个鬼了。按照梭伦的改革，其实换汤不换药的从法律上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如果是这种体制代入到现在，咱们首先只有5%-2.5%的几率成为公民（中国现在有700万公务员，加上事业编制等，合计差不多4500万体制内，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4%左右），拿到公民权后，如果赚钱少，那就是连公务员都没资格当的四等公民。也就是说，拥有雅典公民权的几率，跟现在进体制内的难度差不多，拿了公民权，大概率还是四等人。

后来雅典又进行了伯利克里改革，使雅典的民主政治进入到了黄金时代。

伯利克里改革，让所有成年男性公民可以担任几乎一切官职。并把公民大会确定为了最高立法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又设立了五百人议事会议，相当于人大常委会，由各部落轮流执政。

最重要的一点，是限制雅典的公民身份范围，并严格规定了数道明确公民身份的审查。

可关键点来了，伯利克里改革后，雅典可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输得一败涂地，最终霸权旁落了。所以伯利克里改革只能说雅典的民主政治进入了黄金时期，但对于雅典来说可就不见得了。

当时的中国是怎样的呢？其实当时的中国跟希腊一样，也把人分了级别。比如国人和野人的区别。西周是古代中国大规模扩张的一个时期，华夏先民到了各地，筑城防守，逐步征服当地土著。随后，华夏人居住在城内，可参政议政并掌握军事权，被称为国人；当地土著住在城外，无参政议政和参军权，被称为野人。

国人和野人都是自由民，好比古希腊公民和外邦人的区别，公民虽然听起来很民主，但那也就是受现代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主观感觉，而从我个人主观感觉上看，我是觉得国人这个词也很洋气。此外，国人都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废立君主亦是常见。比如《左传》记载，僖公十八年（公元前642年），邢人、狄人伐卫，卫侯以国让父兄子弟，及朝众曰：“荀能治之，毁请从焉。”众不可，而后师干訾娄。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于晋”，卫侯乃“出居于襄牛”。这是说卫候未经国人同意，私自改变外交政策，被国人流放了。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可以通过大量的史籍记载明确得知，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国人，在君主废立、迁都、外交、战争的重大事宜上，拥有非常大的话语权。正如《周礼·秋宫·小司寇》，设立了小司寇一职。

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其位，王南乡，三公及州长、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东面，小司寇摈以叙进而问焉，以众辅声明而弊谋。以五刑听万民之狱讼，附于刑，用情讯之。至于旬，乃弊之，读书，则用法。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以八辟丽邦法，附刑罚：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听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可见，小司寇主要职责是代表国人，听询军事、迁都、君主废立等三方面的工作。当小司寇召集会议，行使权力的时候，百姓坐在北方的位置，大臣在西面，吏员在西面，而王在南面。王为什么坐在南面？大家去查查西周时期的排座规矩就知道了。

如果我们把小司寇召集国人、王、大臣、吏员询政的会议取名为国人大会或者国人议会，是不是瞬间充满了民主感？如果结合史实，国人可以审判并流放君主，决议君主废立，决定重大内政、外交、军事事宜，那我们说国人大会是先秦时期，周王朝和各诸侯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不是好像也说得过去呢？再把小司寇的上司大司寇的名字改成国人大法官，把小司寇的名字改成国人议会执委、主席、议长之类现代听起来高大上的名字，这么一改，是不是感觉浓浓的民主气息扑面而来？（注：此段为调侃，与本文论点无关）

可见，无论是中国还是雅典，抑或游牧民族，在其文明早期政治体制都有一定的民主元素。但抛去民主光环，其实会发现，这些都是原始公社文化的遗留。说白了，早期公社氏族，一个氏族或者部落的人不多，彼此相亲相熟，在财富分配和权利结构上，自然讲个公平。就好比一个大家族，讨论家族事务，自然是族长召集全体成年男子议事决议——这在当代很多宗族地区都还看得到。

再早点，人类私有制都没有出现的时候，各个氏族部落都是公有制，物资平均分配啥的，人也无贵贱之分，你总不能说氏族公有制就是共产主义吧？

一旦国家大了，在古时候的技术条件下，无法通过民主制度进行国家治理了，则国家会自然而然的向集权制发展，以适应不断扩张的版图和人口。这一个逻辑，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如此。

总结一下。

第一：雅典的民主政治中，公民并不是指普通老百姓。

第二：雅典的民主体制，是原始公社氏族的遗留。

第三：在各个文明早期尚处于公社氏族阶段的时候，追求氏族内部平等，是世界普遍存在的。

第四：雅典民主制与现代西方民主制，只有文化继承关系，没有政体演化的关系。

第五：雅典得益于古希腊独特的地理位置，所以有条件比同时代其它文明更多的保留了原始氏族的民主元素，使得其在原始民主政治上走得更远。

第六：民主制和集权制，本身没有孰优孰劣的区别，都是各个文明在不同阶段下为了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而选择的不同体制。他们各有不同的优势和副作用。

第七：雅典民主制并不是雅典强大的原因，相反，雅典民主制到了巅峰之后不久，就陷入了衰落。

第八：雅典民主制之所以给人感觉很牛逼，主要还是得益于名字起的好，欧洲历史学家研究得深。如果雅典民主制换另一种用词来表述，瞬间就会感觉很LOW了。

第九：原始民主制因为在古代的技术和生产力条件下，无法适应庞大国土和人口的管理，所以一旦国家需要大规模扩张，各个文明都会向集权制发展。